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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徳通訊第115回 元時代「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」の作品紹介
2017-11-20

  文 宋平生

  李白诗集自宋代即有刻本传世,现存最早注释本应为元代建安余氏刻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,影响深远,清乾隆间纂修《四库全书》亦将其纳入。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元代余氏刻本今存二种,一为元至大三年(1310)建安余志安勤有书堂刻本,另一即为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。2017嘉德秋拍古籍部征得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,是书二十五卷,曾先后经冯班、孙潜、王靖廷等明清藏书家递藏,卷帙完整,品相尚佳,弥足珍贵。

嘉德通讯115期·拍场撷珍 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小识

 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,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他的诗集,在宋代已有刻本传世。现在尚存的宋版李集,都是不带注释的本子。本来在南宋时,曾有杨齐贤注释本,可惜早已亡佚不传。所幸的是,杨齐贤的注释,大多都被元人萧士赟保留在他的新著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一书中。元代建安余氏刻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是现存最早的李白诗集注释本,也是我们研究与整理李白诗歌所依据的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。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,此书现存两种元代建安余氏刻本,其一是元至大三年(1310年)建安余志安勤有书堂刻本,其二是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。本文下面将要讨论的是2017嘉德秋拍的此部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。

  建安余氏勤有堂为宋代以来福建著名书坊,其子孙世守其业,迄元犹在。

  嘉德此部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,半叶十二行二十字,小字双行二十六字,黑口,双黑鱼尾,四周双边。原书首所列至元辛卯萧士赟《序例》、李阳冰《唐翰林李太白诗序》、乐史《后序》、刘全白《唐翰林李君碣记》、宋敏求《后序》、曾巩《序》、毛渐《题跋》、薛仲邕《唐翰林李太白年谱》等篇均已亡佚。此部书开篇起自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目录》,目录末镌“建安余氏勤有堂刊”篆文长方牌记。目录及正文巻端下原题“舂陵杨齐贤子见集注、章贡萧士赟粹可补注”。钤有上党、冯氏藏本、饮时独对月明中,醉来还抱清风寝、寿椿堂王氏家藏、二箴堂藏书、龚石王良恭观、松山、潜夫,孙潜之印、靖廷、龙暝张氏坦初主人藏书于云壑居等印,可知此本先后经冯班、孙潜、王靖廷等明清藏书家递藏。

  冯班(1602-1671) 明末清初诗人。字定远,晚号钝吟老人。江苏常熟人。明末诸生,从钱谦益学诗。冯氏兄弟以藏书抄书知名,其抄本被尊为冯钞。藏书印有“定远”、“臣班”、“冯氏藏本”、“上党冯氏私印”等。

  孙潜,清初藏书家。字潜夫,一字节庵,又字知节、节生、菽园,别号知节君、蔚庵道人、龙溪病夫。江苏常熟人。喜藏书、校书,所藏善本丰富,手抄手校之本世多流传。

  王靖廷,字臣恭,山西灵石人,有寿椿堂藏书。近代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、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及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均著录有王氏藏书及其藏书印记,多为明初刻本、旧写本、抄本等。

  杨齐贤,字子见,湖南永州宁远人。古舂陵在其地,故称舂陵杨齐贤。庆元五年(1199)进士。颖悟博学,试制科第一,再举贤良方正,官通直郎。南宋诗论家。著有《李太白诗注》、《蜀枢集》、《周子年谱》。

嘉德通讯115期·拍场撷珍 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小识

(唐)李白 撰 (宋)杨齐贤 集注 (元)萧士 补注

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二十五卷

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

1函8册 纸本

著录: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集部唐五代别集类第1184页   

  萧士赟,字粹可,号粹斋,又号冰崖后人,江西赣州宁都人。因赣州境内有章水、贡水合流为赣江,故自称章贡萧士赟。宋辰州通判萧立之次子。元代诗论家。与吴澄友善,澄服其议论,称其观书如法吏精明,情伪立判。自幼潜心笃学,尤爱李白诗,反复吟诵,为著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行世。又著有《粹斋庸言》。

  萧士赟《序例》云:“唐诗大家数李杜为称首。古今注杜诗者号千家,注李诗者曾不一二见,非诗家一欠事欤?仆自弱冠,知诵太白诗,时习举子业,虽好之,未暇究也,厥后乃得专意于此。间趋庭以求闻所未闻,或从师以蕲解所未解。冥思遐想,章究其意之所寓;旁搜远引,句考其字之所原。若夫义之显者,概不赘演。或疑其赝作,则移置卷末,以俟具眼者自择焉。此其例也。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舂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,惜其博而不能约,至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,甚而并杜注内伪作苏东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,亦引用焉。因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,择其善者存之。注所未尽者,以予所知附其后,混为一注。全集有赋八篇,子见本无注,此则并注之,标其目曰《分类补注李太白集》。注成,不忍弃置,又从而刻之枣者,所望于四方之贤师友是正之,发明之,增而益之,伴笺注者由是而十百千焉,与杜注等,顾不美欤!其毋笑以注虫鱼,幸甚!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贡金精山北冰崖后人粹斋萧士赟粹可。”据此,我们可以了解萧士赟著此书的动机、体例与成书时间等。同时,还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现象,即做为同是最负盛名的大诗人,为杜甫诗集作注者号称千家之众,而为李白诗集作注者仅一二家而已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?有学者认为,主要原因有两方面:一方面是宋代士人对李白人格存在偏见。认为杜甫忠君爱民,胸怀广阔,立意高远。相形之下,李白为人豪侠使气,不知义理之所在。另一方面,宋人对李杜二人的诗歌创作方法也有误解。认为杜诗喜用典,无一字无来历,而李诗脱口而出,用词浅陋轻快,书卷功夫不深。所以,不需要注释。这样,为李诗作注的自然就会少而又少了。但是,正因其少,才更加凸显萧士赟注本的珍贵。

嘉德通讯115期·拍场撷珍 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小识

  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问世后,明代坊间屡有翻刻,影响深远。清乾隆间纂修《四库全书》,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做为唯一的李白诗集元代注释本,理所当然地入选其中。四库馆臣评价此书:“注中多征引故实,兼及意义,卷帙浩博,不能无失。然其大致详瞻,足资检阅。其于白集固不为无功焉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九《集部•别集类二》)

  胡振龙在《论萧士赟的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〉》一文中认为,萧注对于杨注主要起到了简化、补充和完善原注的作用,还纠正了杨注的失误。并举例如下。

  1、简化原注例。卷二《古风》其十五“珠玉买歌笑,糟糠养贤才”句,齐贤曰:“太白意谓吴姬越女资其一歌笑,则不惜珠玉之费,至于贤人才士,则待之以糟糠。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,则贤者将远去徘徊顾望而不肯趣下。”士赟曰:“此联盖讥时相好色而不好德者。”二者相较,杨注失之于繁琐,萧士赟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序例》所说“惜其博而不能约”是也。萧注用一句话来概括,就比较精练。

  2、补其不足例。卷二《古风》其十五“方知黄鹤举,千里独徘徊”句,杨齐贤注云:“鹤,一作鹄。《楚辞》:‘黄鹄之一举兮,知山川之纡曲,再举兮睹天地之圜。方临国中之众人兮,托回飙兮尚羊(徜徉)。’王逸注:‘贤者亦宜高望远虑以知君之贤愚也。’苏子卿诗:‘黄鹄一远别,千里顾徘徊。’”杨氏先进行校勘,将“黄鹤”校为“黄鹄”,于是笺注便围绕“黄鹄”来操作,而置“黄鹤”于不顾。检宋蜀刻本作“黄鹤”,故杨注读之不能餍心切理。萧士赟看出了杨注的弊端,他的注便有意识加以弥补:

  《韩诗外传》:田饶曰:“夫黄鹤一举千里,集君华池,啄君稻粱,君犹贵之,以其从来远也。鸡有五德,君轻之,以其近也。”《飞来白鹤篇》曰:“五里一反顾,十里一排徊。”太白少有高尚之志,此诗岂出山之后,不为时相所礼,有轻出之悔欤?不然,何以曰“方知黄鹤举,千里独排徊”?吁!读其诗者,百世之下,犹有感慨。

  萧注既补出了“黄鹤”一词的来源,同时又揭示了诗歌的创作时间、背景和诗人心态,显然比杨注来得全面深人。

  3、纠其谬误例。杨注的错误有的非常明显,如将宋人伪作嫁名苏轼的《老杜事实》引入注内,萧注已经删除。从萧注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杨注中的其它疏漏,卷二《古风》其五十四诗末句云:“晋风日已颓,穷途方恸哭。”杨齐贤注云:

  《毛诗》晋国风十二篇,其十一篇皆剌,止《无衣》一篇美武公耳,则晋风日颓可知。此意讥晋昭公不能进用贤才,亲睦九族,封成师于曲沃。……《魏氏春秋》:“阮籍率意独驾,不由径路,车迷所穷,辄痛哭而反。”

  杨氏一方面把晋风理解为先秦时晋国之风,另一方面又引西晋阮籍穷途恸哭典,但二者扞格不入,其误勿庸置疑。萧士赟认为:

  末句借晋为喻,谓知此则君子道消,风俗颓靡,居然可知,若阮籍之途穷然后恸哭,毋乃见事之晚乎?尝以唐史考之,魏知古上疏谏睿宗为城西、隆昌二公主造金仙、玉真观,亦有“今风教颓替日益甚”之语,则知太白此诗以古喻今无可疑者。子见乃直指为《毛诗》晋国风之事,吾未敢以为然也。

嘉德通讯115期·拍场撷珍 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小识

  萧注虽未可称定论,但远比杨说来得合理。又卷六《春思》“燕草如碧丝”、《秋思》“燕支黄叶落”二诗萧注云:

  按《春思》、《秋思》二诗,戍妇词尔。征夫不归,春而秋矣;登台而望,木叶黄落矣;秋高马肥,戎事兴矣;汉使之出关者,亦既回矣;今而不归是无归之日矣。兰蕙乃女人所佩以宜男者,亦复就摧,是一年之光景又虚度矣,思妇之心当如何其悲也。《东山》“其新孔嘉,其旧如之何”之气象安得复见于后世哉!子见所注指以为二公主之事非也,其说泛而无据,且于诗意全不相着,吾故详述之以俟后世之李太白云。

  即是说杨齐贤对诗的主题把握出现偏差,其注牵强附会,并不切合诗意。

  萧注另一值得称道之处便是发现了太白诗中存在“传写之殊”的重出淆乱现象,并对这些面目相同或大同小异的诗歌进行校读。如卷一八《白云歌送友人》注:“此诗已见七卷,特首尾数语不同,而此则尾语差拙,恐是初本未经改定者。今两存之。”卷二四《感兴八首》其四“芙蓉娇绿波”:“按此篇已见二卷《古诗》四十七首,必是当时传写之误,编诗者不能别,姑存于此卷目。观者试以首句比并而论,美恶显然,识者自见之矣。”其七“盍来荆山客”:“此篇已见二卷《古风》之三十六首,但有数语之异,是亦当时初本传写之殊,编诗者不忍弃,两存之耳。”

  需要指出的是,萧氏虽然进行了校读,但并不妄改删节,而是采取两存之的处理办法,这无疑是可取的。

  正是由于萧士赟删去了杨注的谬误之处, 并存其善者,增以补注,为后人提供了一部相对完善的注本,对李白作品的阐释与流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为后人研究与整理李白诗歌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参考文献。清代学者王琦就是在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的基础上,拾遗补缺、订讹纠谬,才完成了其集大成式的《李太白文集》注释本。需要补充的是,尽管元代建安余氏刻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问世后,明代坊间屡有翻刻,清代又有王琦的集大成式的《李太白文集》注释本问世,但诸本对萧士赟的注释都有不同程度的删改,所以,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。

  经过七百余年的沧桑岁月,如今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早已是稀若星凤的珍贵善本了。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,目前国内大陆地区仅有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四川大学图书馆五家有藏。其中,藏有全帙者,也仅有三家。嘉德秋拍此部元刻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先后经明清藏书家递藏,卷帙完整,品相尚佳,弥足珍贵,识者宝之。